常言道: 「我們得事事感恩。」對很多人而言,為小事感恩有點小題大做。留院兩星期,我可以再次在床上轉身、自己下床,我才發覺我們可以感恩的事無分大小。當我不必用上較正常多數倍的時間和氣力往病房內的洗手間,自己焉能不感恩? 所以任何我們有能力做到的事情都是「大」事、都值得感恩。
因為臥床有助復元,我在病房可做的事情其實不多。一日三餐、上廁所及照顧「小啤啤」(克羅地亞的醫院是母嬰同房,方便媽媽餵人奶。) 是我日常的「大」事。當我得知並接受自己不可能短時間內出院,盡量自理而不必召喚護士成為我每天的目標。值班的護士並非漠視或歧視我,純粹因為自己覺得每天「呼救」十次、八次不是辦法。而且,留院的人永遠「天外有天」─護士用輪椅推我去照X光的時候,她的同事正好推另一病人回房。那人全身插滿喉管躺在床上。護士總不能次次及時施以援手。
八位輪班護士可算全不懂英語,所以我體諒她們的難處。雖然我一向相信溝通的意圖可戰勝語言障礙,但護士實在太忙,根本花不起時間與我慢慢解話。我們祇好以身體語言,再加上我有限的克羅地亞語,有一句沒一句地試圖互相了解。之後可能因為我留院的時間長,大家慢慢摸索到一些溝通模式。遇上複雜的情況自然需要老公出馬。他趁每天探病的時間,向護士了解我的進展。
我最想見到的進展當然是康復出院。每天早上一睜開眼睛總盼望腰骨和盆骨的痛楚一并消失。現實卻未必盡人意: 痛楚雖減退,但祇是慢慢改善。醫生也說不準我何時可以出院。眼見同房的克羅地亞媽媽逐一順利回家,我有時會覺得自己彷如被判處無期徒刑。但我仍接受一切急不來。然而,當我知道第四位與我同房的克羅地亞媽媽確定了出院日期,我隨即爆發。據她所說,她剖腹生產的時候有可能去見天主。她的情況應該較我嚴重,怎會早過我出院? 儘管我當時仍需攙扶外物才可以走路,但我不需接受任何治療。既然祇是休養和等待,我寧願回家。醫生替我檢查之後終於同意我的要求。這一「休」結果需要再多三星期。